在医改方案出台的“发令枪”还未鸣响之前，资本已经迫不及待地跃出了了它们矫健的身影，资本加上专业的管理，这一次它们来势凶猛

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

尽管医改方案尚未出台，然而众多的资本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机会的味道，开始了先发一步的布局。

在历经多年的曲折演进之后，这一次，虽然医改方案仍未尘埃落地，资本却已经开始了抢跑的步伐，它们不仅有着强大的资本平台，更携带着专业的医院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

华夏医疗的路演

作为香港创业板块中唯一具有医疗投资概念的华夏医疗正是众多抢跑者中的一家。

今年3月，华夏医疗出手1.57亿元收购重庆市唯一一家市级民营二级综合医院爱德华医院的55%权益及相关医疗业务。公司复牌后，股价攀升20%。

“这表明股市对内地医疗市场的信心和对华夏医疗的信心。”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蒋涛说道：“此次收购是华夏医疗拓展中国医院管理业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实施步骤，是华夏医疗以合理成本进入高速增长的医疗服务市场的跳板，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5月，华夏医疗管理团队，历时二十天，行程万里有余，和近百家世界著名的投资基金、金融机构、银行等见面会谈，成功地完成了全球路演，以HK$0.58发行2.56亿新股，获得1.44亿港币现金，顺利并超额完成配股目标，引进了具有国际资本背景的战略投资机构。

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及华夏医疗的运营模式和平台显示出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华夏医疗首次系统地将国内医疗市场及其本身介绍给国际投资机构，尤其是从市场角度为国际市场理解中国医院的运营和管理开辟了新的视野。

在全球路演中备受鼓舞的华夏医疗高调开始了他们的“狩猎医院之旅”。 “全球路演的反响出乎我们的预料，这说明内地的医疗产业非常有吸引力。”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蒋涛说道。

华夏医疗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得到香港及国际资本市场的认可，应该归功于国内医疗市场巨大发展空间和公司准确的业务定位。中国目前的医疗服务需求与其医疗服务系统的供应能力之间，尚有巨大差距，现有的医疗机构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政府的投入不能完全改善这种状况，因此，医疗卫生事业的融资必然和市场结合，为境内外投资机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资本抢跑的身影

华夏医疗只是医改方案出台前夜众多资本抢跑身影中的一家。

7月25日，由顺德民营企业家共同投资8亿组建的广东同江医院工程正式启动。据悉，这是目前顺德已批准立项的唯一一家三级甲等水平的医疗机构，同时也是广东省卫生厅批准的最大型综合性质的民营医院之一。

8月8日，哈尔滨首家合资组建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哈尔滨顺迈医院正式落户利民开发区。该医院是由台湾顺迈集团和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联合组建的，这种公立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联合投资的方式在哈尔滨市尚属首次。据悉，该医院规划总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投资3亿美元，计划提供3000张床位，是国内最大的合资医院，同时也打破了东北三省无台资医院的历史。

除了这些正在兴建的医院，还有很多对内地医疗市场有着极大兴趣的海外资本正在开始出发。台湾澄清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对我们来说，内地的健康产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随着内地经济的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健康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毫无疑问健康产业是非常有前景的。内地的医改政策虽然还没有方案出台，但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一个进入的机会。如果先入为主，我们对整个市场会有更多的了解，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言者程凯力，现任上海德翰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在上海成立不久的台资公司，隶属于台湾澄清医院。澄清医院是台湾的一间私立医院集团，程凯力坦言，澄清医院希望与内地更多的医疗机构合作。

“现在是国际资本进入的好时机，之前有很多国际资本通过港澳台通道已经隐秘进入。从政策面看，海外资金进入的时机到了，而且很猛。未来一段时间的医疗并购案将会越来越多。” 山东心脑血管医院院长王保平说。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从去年到今年，很多大型的国际研讨会频频召开，主题都围绕医疗、医药、投资等话题。其中很多高规格卫生医疗会议都有卫生部、财政部等部委参与，这也表明了一种信号。

医改政策曲线图

对于资本意图进入的医疗行业来说，毫无疑问，医改政策的演进的起伏，也就是其蛰伏或活跃的根由。

对中国医疗市场具有前瞻性和趋势性判断的早期投资人，当属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1989年，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率团访京，在拜会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时提出，要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3个拥有2000个床位的医院。

针对王永庆的投资愿望，顾英奇当时回答说：“如果是台商要表现人道主义，为大陆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是欢迎的；如果是赢利性的医院，恐怕就不好谈了，因为大陆的医疗事业是政府财政补贴的，不是赢利性的。”

当时王永庆的举动被更多人称为“试金石”，因为卫生部对他的回复意味着对整个行业的表态。

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各级政府要努力增加卫生投入，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筹集发展卫生事业的资金。

《决定》中指出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筹集卫生资金。虽然仍以国家、集体为主，其他社会力量只是一种补充，但对于其他资本的进入其实是开了一个口子。

值得一提的背景是，1997年正是国企改革转型之际，但由于医疗机构的特殊性和定调为公益属性，因此大多数公立医院并未在同期与国企改制同步进行，只是一些试点医院开始了产权改制。

“这段时期一些医院主要的投资还是依靠财政拨款，很少有社会资本进入。虽然政策面是开了一个口子，但社会资本真正进入时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产权问题，医院营利与非营利的界定问题，社会资本进入肯定是想盈利的，所以这个阶段没有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北京一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说。

真正使各路资本对医疗行业开始大举进入的政策在于，2000年7月18日，由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

该《意见》明确指出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根据经营目的、服务任务，以及执行不同的财政、税收、价格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

正是这一政策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机构搭建了大体的架构。由此开始，各地医院的改制试点开始纷纷启动，伴随着的也就是各路资本对医疗行业的抢滩，这一风潮，到2004年达到了顶点。

然而命运多踹，2003年春季“非典”的不期而至真正让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接受了一次大考，而这次突发事件中，比如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救治应急体制等的缺陷，彻底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现存的弊端。

至此，关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及医改问题由于“非典”的突然出现而浮出水面。某种意义上，当年的“非典”引发了全民关注，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医改问题起到了推进作用。

2004年夏，香港学者公开指出格林柯尔顾雏军很多收购行为不当，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又一次引发近乎全民的产权改革大讨论。在这个背景下，原本就比其他行业的改制要慢一个拍节的医疗机构，此时的改制显然又弱化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背负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所以无论是当地政府机构，还是医疗机构本身，对于改制问题都是慎之又慎。

2004年底，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刘新明指出，产权改革不是下一步城市医疗改革的核心内容，也不是主要内容。此语一出，医疗机构吸收社会资本的步伐开始跌入 “冰点”。之后关于医院改制的话题虽然也不断有人提及，但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而到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对媒体公开表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由此，医改走向成了全民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并掀起了医改模式反思风潮，并导致了政府部门在医改问题上的一度“失语”。

医改走向的博弈

经过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不成功报告的发布之后，无论是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对我国此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反思就不可遏止。

反思之后，自然是医改方向和目标的重新确定。

到2006年10月，中央高层关于医改的政治意愿就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中央高层为医改定调，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统一了争论多时的医改方向之争。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规范公立医院管理。”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央以最高会议决议的方式，明确医改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提出，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尚属首次。

在此之后，医改新方案的思路一般被认为将会借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的主张，“政府主导”是其思路核心，即政府投钱给公立医院，维护其公益性，政府免费或部分免费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按照这一思路，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显然存在着极大的障碍。

在紧接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透露，有关部门平行地委托了6个机构提出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方案。

正是在制订医改备选方案的过程中，关于医改新方案的思路出现了不同的争论。而争论的主要焦点就集中在政府主导是体现在，是建立购买医疗服务第三方的全民医保制度，还是拒绝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直接的争论虽然没有结果，9月医改协调小组上报国务院的医改方案目前也没有透露出详情，但从政府在医保方面的推进速度看，政府减少对医疗服务提供领域的直接干预已经成为了医改新方案的应有之义，种种政策的发布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这一迹象。

在农村，卫生部明确规定，今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的关键一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9月5日，陈竺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429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4.87%，参加合作医疗人口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

在城市，7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79个城镇居民医保国家试点正式启动。

“这些政策给了各种资本进入医疗服务提供领域以充分机会。”北京恒安中医院常务副院长余志忠如是说，“目前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有限，全民医保后的医疗市场需求肯定会加大。早期海外资金并不是对内地医疗行业不感兴趣，而是受限于政策处在观望之中。现在全民医保政策已经明朗，虽然医改方案还未出台，但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哪一种方案，对于社会资本的进入都是有利的。因为卫生部已经明确了态度。”

“现在政策拐点非常明了：全民医保提速、医改方案即将出台、各地方医疗机构对社会资本均持开放态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国际资本没有理由不进入这个市场。重要的是，之前的障碍已经被消除。”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蒋涛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投资模式之变

在3月的“200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面对诸多外资机构代表，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卫生部和商务部曾联合发文，承诺“鼓励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办合资医院，外资的股份最高可占到百分之七十”。

“外资医院如在中国提供医疗服务，中国政府对其医疗卫生的技术、治疗质量、医务人员的资质，肯定要依法严格监管。但对这些医院的经济管理，政府肯定不会干预。”高强明确表示。

从某种程度上说，外资进入国内医疗市场的春天即将到来。外资投入模式的演进也将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如果说当年的王永庆进入内地医疗行业是一种增量投入，那么以华夏医疗们为代表的机构则还把目光锁定在了存量并购上。王永庆的投资方式是自建医院，并且公开招募名师名医，完全是一种白手起家的投资模式，而华夏医疗们的系列并购行为则将中国的医疗市场带入到一个资本整合时代。

比如，华夏医疗进入内地并购的第一案就是重庆爱德华医院。重庆爱德华医院总经理张竞健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选择与华夏医疗的合作，一是他们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二是在管理和技术上他们有明显的优势。这对推动爱德华品牌和技术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反观王永庆的医院，经历十几年后终于如愿，于去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公开资料显示，厦门长庚医院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位于海沧台商投资区内，由台塑集团与厦门海沧公用事业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方以土地出资占30%股份，台塑方则占70%。之后，还需要大规模招聘人员。

双方的投资区别在于，华夏医疗借助海外资金能以较小的投入快速圈定并购对象，短期内可以布局全国，属借力型投资并购；王永庆则是更多依靠自身的基本积累，稳扎稳打，从土地、建设、人才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王永庆想进入内地医疗市场并成为当时的标杆，那么现在的华夏医疗集团（以下简称华夏医疗）则是拥有相当财力和国际化的另一个标杆。王永庆的标杆在于他对内地健康产业的判断，在于他构建大医疗机构的设想；而华夏医疗集团的标杆意义在于，他们向全球展示中国医疗市场的趋势，他们让国际资本认清了投资中国医疗市场的获利方法和渠道。

王永庆的获利资本属于自己，华夏医疗的获利资本与国际买家共享；前者的国际化是让消费者享受国际一流的服务，后者的国际化是给国际买家提供极具潜力的市场，并且把中国的医疗市场推向国际化。

专业化管理

除了在投资方式上的变革以外，这次的资本进入除了携带着巨额的资本，还有相对国内医院更为专业的管理水平。

华夏医疗在5月的全球路演中能得到国外投资机构和基金的青睐，一是国内医疗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使然，二是基于华夏医疗专业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华夏医疗拥有多名来自国内外医院管理专家和职业经理人专业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系统的专业培训，华夏医疗团队的主要管理人员还在国内外多家医学院校担任教学和临床职务，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目前，华夏医疗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结合国内医疗产业发展现状，通过管理咨询、专项策划、专业培训、委托管理等多种途径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医院经营管理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华夏医疗通过购并、合作、托管、加盟、新建等各种形式直接投资医疗研发、建设和诊疗服务领域、发展医疗机构连锁，组建医疗产业集团。在规模效应扩展同时，集团为了充分利用起丰富的市场和资本资源，还大力投资发展医疗设备贸易代理、融资租赁等协同效应等业务。

正是通过自己独特的“华夏模式”， 华夏医疗集团在撬动着中国医疗市场。“华夏模式”，就是华夏医疗集团所创建的“医院诊断、整合优化与运营管理系统”。其内涵是以资本平台为杠杆，以就医顾客为中心，以创新技术与质量安全为核心，以现代医院经营管理为手段的科学管理体系。

从3月收购重庆爱德华医院开始，这一模式就开始不断复制。在收购一个医院后，华夏医疗集团会建立一整套的整合优化系统，对整体医疗资源及医院结构进行整合优化。

在整个系统中，对医疗品牌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医院的品牌战略是医院的核心战略，品牌是否与医院整体战略相匹配，是否需要重新定位，是否与医院的专科特色、技术创新能力、医疗流程、服务标准等相契合，都是专家关注的问题。通过整合和优化，对医院的品牌及相关方面重新梳理，真正实现医院最终的品牌价值提升。”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陈静说道。

7月，重庆爱德华医院承办的“2007全国妇科肿瘤与不孕微创新技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期间，重庆市慈善总会与爱德华医院特别筹资100万元，共同成立“重庆医疗慈善救助基金”，支助贫困女性患者。华夏医疗的进入，所带来的资本和专业管理使重庆爱德华医院再上了一个台阶。

同样对于王永庆的长庚医院的进入内地，给国内医院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方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管理提升方面的压力——长庚医院一直就以强悍的成本管理著称。

“海外资本们提供给消费者的不仅包括医疗技术，还更加注重人文环境、增值服务、倡导健康文化等。”广东医学院医院管理研究室研究员吴进军认为，“不过，内地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不会坐以待毙。海外资金进入医疗行业，将迫使内地医疗机构更加注重服务、管理与品牌，在自身的品牌塑造方面，内地医疗机构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我深信，外资进入中国医疗行业正在加速度。”上海德翰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凯力相信自己的判断，更相信这个庞大的市场有潜力可挖掘

据悉最近湖南长沙某民营医院日前揭露了200种零利润销售药品和23种常见医疗项目收费成本。院方称即使实行“成本价”，还有大概15%～20%左右的利润。

从公布23个的试行价来看，首先，钱少也能看病，患者平均比预计的花费要降低30％；其次，看病费用的透明度更高，通过设计某个疾病的临床路径，包括检查检验、手术方法、手术中使用的材料、住院时间、用药等细节，全部透明化。医院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以此吸引患者注意，赢取患者信任，从而提高门诊量，增加收入。

患者去一家医院就诊，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是医生是否会看病，能否看好病，其次才是其他的收费内容。“看病难、看病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通过病种成本公开化来解决信息不对称，有一定意义。人不是工厂生产出的产品，大小、质量可以完全一样，人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一种药和治疗对所有人都疗效显著，没有副作用，同时，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过低的价格可能促使人们考虑他的内涵价值，谁来做手术？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药品是GMP企业生产还非GMP企业生产？该检查的是否检查了？等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同样的被忽略过去了，被“透明医疗成本”所掩盖，是否看病费用越低越好。

医院实行药品零利润销售和单病种收费在全国部分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公立医院中都已开展或试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很多国家普遍推行，是合理控制医疗成本的一种医疗付费方式，我国目前也正在积极探索。在分解收费模式下，医院会在利益驱动下采取“过度医疗”的方式，增加无关紧要的诊疗项目和诊疗环节。但由于按病种收费是“打包”计费模式，费用超过规定部分患者不必负责，而由医院承担，医院必须考虑降低医疗成本，这既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减轻患者的负担。

医院的成本价可从两个不同层面分析，一是医院层级的成本，主要含医院所有人员成本、各种药品和材料消耗、设备折旧、各项管理费用；二是针对某项医疗服务成本，主要含针对该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人工成本、药品和材料消耗、医疗设备折旧、分摊的管理费用，如手术费、各种检查费等。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从不同的角度看医院成本。而患者就诊的医疗费用是由很多单项医疗服务项目组成。由于医院的规模、等级、专家、医疗水平、服务、就医环境等多种因素，医院的支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最后分解到某一个治疗项目上不同医院是不同的，从而形成差异性，使得医院在制定本院价格时能降低一定幅度，如亏本执行，则不能长远。医院要正常运行，实现良性发展，需要一定结余作为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民营医院更是如此。

医疗市场放开后，民营医院定价不受限制，只要保证医疗安全，有利于老百姓的事都可以做。但不能利用医疗信息不对称，用“成本价”忽悠老百姓，降低服务质量，提高知名度，不仅对医院不利，也会最终影响到病人。

作者为无锡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

至今有关医疗市场化的种种迷思仍在医疗行业的领空盘踞徘徊。

一种迷思认为“医疗卫生产品是公益性产品，政府必须加强主导”。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公益产品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概念，形之有据的概念也顶多只是“公共产品”这样的说法，但是根据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严格定义，重大疾病的控制与预防、健康教育和卫生监督执法等有限内容属于医疗公共产品，其他的则应该还是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既然属于私人产品领域，那么决策者其实是无权设置种种有形或无形的行政性壁垒，阻碍私人和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与公立医疗机构展开竞争。

另一种迷思认为“对于医疗行业而言，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外部性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各种原因，导致市场容易失灵，因而政府必须要进行干预，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对此，我们有必要反问一句，加强政府的干预就一定能推理出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吗？

从理论角度而言，政府加强干预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直接提供或举办医疗机构，甚至加大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事实上，政府既可以直接举办医疗机构也可以不直接举办医疗机构，而让私人资本和一些社群机构（比如非政府组织、协会、利益组织）举办医疗机构；退一步来说，即使是加大财政投入也并不意味着需要直接投给医疗机构，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将财政投入投向需方比投向臃肿低效的公立医疗机构更划算，因为这将一定程度地激发出供方的竞争动力。

第三种迷思则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技术的壁垒，患者将会被迫接受医生的过度医疗，因此发展私立医疗机构将会产生巨大的败德行为，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应该维护公立医疗的主体地位。”但说实话，在目前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下，我们看到的败德行为也同样比比皆是，事实上，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形成多缘于技术因素，跟所有制并非直接相关，因此如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弥补技术问题所致的缺陷才是关键。

如果说医患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作为同行的医生之间这种倾向将会大大减轻，具体来说，可以在制度设计上考虑通过强化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真正发挥医疗行业协会监督医生的专业作用，以及借助于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的谈判能力这些举措来维护患者的利益。

医—保—患这个闭合循环一旦形成，那么作为供方的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放开，社会资本也将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一个容纳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多种资本形式共生共荣的多层次医疗市场也将顺理成章地诞生。

对于目前蓄势待发的社会资本来说，这将是他们最乐见其成的格局。而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择时而动。

某一日，这里不再寂静~

        合影

         球场风采

         千手观音

第17场：走进上海市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7年4月27日

第18场：走进广东南海人民医院  2007年5月10日

第19场：走进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7年5月10日

第20场：走进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7年5月11日

  2007年，丰田汽车可望超越通用汽车，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终结通用长达80年的汽车龙头地位。

 当1936年9月，丰田AA型轿车初次问世时，相比汽车制造史的起点——1896年美国的社里埃兄弟制造并出售13辆以汽油为燃料的四轮汽车，晚了整整40年。

 丰田是用什么跨越了整整40年的差距，为什么起步如此晚的丰田汽车却能笑到最后？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已广为世界所知，那就是丰田精益生产方式、持续改善的文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本介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成功经验的书——《改变世界的机器》，在全球工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毫不夸张地说，丰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文化改变了21世纪全球制造业的存在形式和秩序。

 丰田的理念是“消除一切浪费，力争尽善尽美”，丰田生产制度发明者之一大野耐一的说明很简洁：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藉由移除不能创造价值的浪费，以缩短作业时间。

 其实，在今天丰田的经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制造行业，在医疗行业也有着众多机构在利用着丰田的经验改善自身运营。

 美国马萨诸塞全科医院的东北质子治疗中心是全美仅有的三家使用质子加速器来治疗癌症的中心之一。由于质子加速疗法的过程非常复杂，这常常耽误病人接受治疗的时机而影响了效果。

 于是马萨诸塞全科医院把目光转向了精益方法。医院成立了流程改善战略委员会，在两天里，参加者仔细研究当前的工作流程，找到可以改善之处，然后画出未来的流程图的样子并制订行动计划。让他们惊讶的是，每个人认为的为完成工作所必须的时间实际上与这些时间给病人带来的真正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戴明曾说过：90%的流程是浪费，只有10%在创造价值。对于国内的众多医院而言，这话并不为过，只要能真正用心研究自身业务流程，都将找到很多可以快速提升效率的方面。

 作为医院各种医疗资源最为集中的手术室，其流程改进、提升效率自是非常重要，但不要忘记了，手术室不过是患者就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医院要真正做到为患者创造价值，就应该是关注到病人就医的所有环节，在所有的环节上消除耽搁，减少病人的等待。

 “我们必须以生产率和创新这两座灯塔为指标。假如获得利润的代价是降低生产率或者没有创新，那么，这些利润就不是真正的利润。”杜拉克在《管理未来》一书里这样说道。

 什么是效率？借丰田的理念和管理大师们的箴言，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效率的真正含义——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浪费。

1929年，留学日本归来的浙江人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掀起了民国时代医疗界的一场轩然大波，由于事关中医的生死存亡，全国中医界采取集会、抗议、请愿等多种形式以求自保，最后废案虽获通过，却暂不执行，中医得以躲过一场浩劫。

在余氏看来，中医代表着愚昧与落后，西医代表着科学与进步，中医的存废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大计为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废除中医，推行西医。细细研读余氏的思维，在中国必须现代化的这个魔咒之下，科学成为审判世间万物的准绳，任何事物必须要接受科学的检验，中医自然也毫不例外地接受科学的拷问。

事实上，这不只是余氏个人的思维特征，如果研究2006年的那场废除中医的言论，主张废除者的思维逻辑其实与余氏同出一辙。概而言之，两场争论所凸现的是一种叫做科学主义而非科学精神的思维特征。

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科学精神时刻保有界限意识，对于它所不知道的事物和其所持有的研究方法常常进行深刻的反省，而与之相反，科学主义却并不打算对自身所持有的研究方法做任何反思，它总是倾向于以科学的名义去征服科学所不能进入的领域，在某些情况下，借助于权力的力量科学主义还会完成意识形态化的加冕。

中医的没落就是这场医疗领域中的科学意识形态化的牺牲品，在这场权力加冕的戏剧中，代表科学的西医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鼎立支持，成为国家的主导医学，而中医逐渐沦落为辅助医疗，主宰主体科学的是“数、理、化”——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事物的正确性，而非用中医综合、辨证、整体的方法来诊疗病情，流毒所及，中医的教学模式、教材设计、评价体系都以西医的标准做为前提，最终导致“西医为刀俎，中医为鱼肉”的惨淡格局，由于不从自身的独特性出发，中医的前途越来越窄，发展也渐渐进入一条死胡同。

然而深渊处也是拯救处，中医的唯一命运也自有自救一途，对于主政的相关行政部门来说，真正尊重中医自身的规律，而非以西医的标准来宰制中医则应该是一剂苦口良药。

西医的祖宗盖伦曾经发表这样的预言：未来的医学，应该是每一个私人知识的一部分，这一论断如此地接近中医的哲学，但是若要达到这种境界，中医需要进行的是一场凤凰涅磐式的革命。

到那时，中西医将会殊途同归，相逢一笑泯恩仇。

 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10家医院的17名院长等负责人，在4年内共收受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高达150万元的贿赂。这起震惊医界商业贿赂案在丰台法院开庭，受审的医疗器械公司副总曝出了医院采购医疗器械过程中的潜规则。

 “潜规则”之所以能潜行，往往其背后有着某些个人、小团体，甚至行业利益的驱动和支撑。在社会资源短缺或正常渠道难以得到满足时，“潜规则”就成了体制外的补偿方式，以“合理不合法”的面目作挡箭牌，成为替代或超越国家明文规定和法规的东西并产生着实际作用。

作为现实社会一部分的医疗卫生行业也难游离其中，一时间潜规则大行其道，开药品、买设备，拿回扣，几乎已不“潜”，而是天经地义，明摆的事。如果不懂“潜规则”，事情便做不成，还要被人骂作“不懂事”，简直是有些傻的意思了。当行业整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了。

治理这种“制度性腐败”，治标的办法是加大惩处力度，整顿吏治，清廉公正，树立敬业的职业道德，治本的办法是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新刑法将医院工作人员采购药品、设备收取回扣列入商业贿赂犯罪并要追究刑事责任。至此，医药购销售领域的“潜规则”被正式定罪为“反规则”。

去年以来，卫生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点抓好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整治，包括：成立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从省级到县级的卫生行政部门都要成立领导机构和专门工作班子；建立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等。医疗卫生行业被列为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领域，一股强劲的“廉正风暴”刮了起来。一时间许多医院工作人员因昔日的“潜规则”被治了罪，有些地方几乎使得医院“人人自危”。鉴于此，有关部门不得不划一条时间界限来区分罪与非罪，以维护医院的稳定和保护大多数的医务人员。

从今年起，卫生部规定所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的医疗器械，将全部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评估、集中采购。医疗器械集中采购有利于保证采购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和价格，减轻患者和医院负担，同时防止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

随着医疗卫生领域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深入，贿医“潜规则”会呈现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现有的“潜规则”有些会在治理下变浅，有些则会更具隐蔽性而变得更深；另一方面，新的“潜规则”会在原有“潜规则”与治理的对抗中产生且变得更深，更有抵抗力。

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一般来说，没有潜规则是不可能的，社会也需要潜规则作润滑剂。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人”便是此理。但正常的潜规则是有度的，当潜规则成了主要的游戏规则，而显规则退居其次仅仅作为形式而存在时，便成了社会“毒瘤”。

贿医“潜规则”的变浅与变深，是医院管理中的必然现象，只要有“阳光”照倒的地方，“潜规则”就会变浅，只要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潜规则”就会变得更深。只在医疗卫生行业内进行治理，贿医“潜规则”会在一段时间内变浅而后又会变得更深，只有在深化国家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阳光”才会普照医疗卫生行业，贿医“潜规则”才会变浅甚至消失。

作者为广东医学院医院管理研究室研究员

至今有关医疗市场化的种种迷思仍在医疗行业的领空盘踞徘徊。

一种迷思认为“医疗卫生产品是公益性产品，政府必须加强主导”。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公益产品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概念，形之有据的概念也顶多只是“公共产品”这样的说法，但是根据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严格定义，重大疾病的控制与预防、健康教育和卫生监督执法等有限内容属于医疗公共产品，其他的则应该还是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既然属于私人产品领域，那么决策者其实是无权设置种种有形或无形的行政性壁垒，阻碍私人和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与公立医疗机构展开竞争。

另一种迷思认为“对于医疗行业而言，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外部性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各种原因，导致市场容易失灵，因而政府必须要进行干预，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对此，我们有必要反问一句，加强政府的干预就一定能推理出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吗？

从理论角度而言，政府加强干预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直接提供或举办医疗机构，甚至加大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事实上，政府既可以直接举办医疗机构也可以不直接举办医疗机构，而让私人资本和一些社群机构（比如非政府组织、协会、利益组织）举办医疗机构；退一步来说，即使是加大财政投入也并不意味着需要直接投给医疗机构，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将财政投入投向需方比投向臃肿低效的公立医疗机构更划算，因为这将一定程度地激发出供方的竞争动力。

第三种迷思则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技术的壁垒，患者将会被迫接受医生的过度医疗，因此发展私立医疗机构将会产生巨大的败德行为，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应该维护公立医疗的主体地位。”但说实话，在目前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下，我们看到的败德行为也同样比比皆是，事实上，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形成多缘于技术因素，跟所有制并非直接相关，因此如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弥补技术问题所致的缺陷才是关键。

如果说医患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作为同行的医生之间这种倾向将会大大减轻，具体来说，可以在制度设计上考虑通过强化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真正发挥医疗行业协会监督医生的专业作用，以及借助于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的谈判能力这些举措来维护患者的利益。

医—保—患这个闭合循环一旦形成，那么作为供方的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放开，社会资本也将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一个容纳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多种资本形式共生共荣的多层次医疗市场也将顺理成章地诞生。

对于目前蓄势待发的社会资本来说，这将是他们最乐见其成的格局。而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择时而动。